核心提示：据现代快报报道，由于11岁的小玲(化名)多次遭亲生父亲性侵，徐州铜山区人民法院于2月4日做出终审判决，撤销小玲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也是“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发后，全国第一例司法实践。小玲案子的判决，对全国处于类似情况之下的未成年人来说，无疑是曙光。他们将不再困于那些不负责任的、不配为人父母的人身边，不再陷入噩梦般的家庭却无法逃离。这，就是法律和法治的力量，监护人失当而被撤销监护权，不再只是“传说”......

    剥夺监护权“第一案”释放出的“标杆意义”

　  沉睡近30年的良法终于被激活、照进现实

　　据悉，这是国内第一起“撤销父母监护权”的案例，是对沉睡的撤销监护权法律条款的一种唤醒。众所周知，涉及监护制度的法律有两部，一部是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另一部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都有撤销监护权的规定，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如今在四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意见并出现第一个相关判例之后，这个沉睡的规定得以真正唤醒，无疑是法治进步的写照，也具有极大的示范价值与标杆意义。

　 体现了依法治国的进步　震慑“坏父母们”

　　本案释放出的标本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彰显出法律的公正与权威，对那些拒不履行监护责任、虐待伤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是一种强力震慑，尤其会对“虐童是家事”的观念形成强烈冲击；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未成年人的伤害，是一种有力的保护。而且，当这种保护成为一种常识和自觉后，父母将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监护权。

　　有望成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进程一标志性事件　真正撑好儿童权益保护伞

　　自2013年5月，民政部在北京等全国2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其中重要内容就是落实监护权撤销制度。2014年12月22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可被剥夺监护权”的7种可能。徐州铜山的判例，便是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见”的典型案例。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撤销监护权”的意义当然不仅在于让良法善政照进现实，更重在完善监护权监督制度，真正撑好儿童权益保护伞。

    此案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增强救助的保障功能　真正打通“下家”通道

　　撤销监护权难点不在于司法实践本身，而在于司法实践是否置身于系统可行的保护制度之上。首例撤销监护权背后的缺憾更值得关注。落实意见要与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的主动介入机制结合起来，变被动为主动。要增强救助的保障功能，真正打通“下家”通道。要细化撤销监护权的情形与评估机制，增强保护的及时性。

　　谨慎行事 保障监护权被转移孩子的合法权益

　　当地民政部门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并没有急于把孩子的监护权转移给这位邻居，而是采取了助养或寄养的方式，这种谨慎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说到底，作为国内首例剥夺父母监护权的司法案例，在对孩子的后续监护和照顾问题上，既要大胆探索尝试，同时也要谨慎行事，为以后更多类似的案例积累经验，以保障更多监护权被转移孩子的合法权益。

　　不仅需要热心人士，更需要民政部门更多作为

　　自然，撤销小玲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后，一个问题便来了：如何给小玲提供持续的关怀与关爱？当前采取的方法，是将小玲寄养在一直给予其关爱的张女士家里，民政部每个月提供700元的救助金。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11岁的小玲受教育程度很差，这些注定了要给小玲提供更多的后续关怀。而这，不仅需要热心的张女士，更需要民政局的更多作为。毕竟，小玲的健康成长，不仅仅是吃饱穿暖，更有教育、成长、发展等诸多因素。

    有了良好的开始，后续还应继续哪些工作？

    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 只是一个开始

　　但是在我看来，通过法律手段剥夺不称职父母的监护权，只是对女童权益保障的一个开始，真正的难题在于收回监护权之后，如何尽快帮助女童摆脱之前因为不堪经历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保证身心健康成长，开始自己新的童年生活。相对来说，帮助女童摆脱心理阴影较为简单，只要委托专业人士对女童进行心理咨询和疏导，就会收到显著的效果。而为女童安排好未来的成长之路，包括她的生活来源、受教育权利等等，才是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

　　应该还有紧跟其后的“两步走”

　　当然，“撤销监护权”只是难度不小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该还有紧跟其后的“两步走”：一是真正解决“撤销”后的后顾之忧。尽管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属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但这种兜底制度需要地方部门拿出真金白银，而如何让“撤销监护权”的孩子尽可能及早“回归家庭”，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二是追究被“撤销监护权”父母的法律责任，以此警示监护权对应的义务关系。

　　依法剥夺监护权，司法还应更硬气

　　司法远离监护权，根源还在“身份本位”的根深蒂固。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亲权国家而言，家庭才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维系家庭稳定几等于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所谓“清官不理家务事”，其背后的说辞无非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特定的亲属关系”，强行介入将可能动摇社会内在结构的根基。但现代法治却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之上的，哪怕是在同一家庭，成员之间也各自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义务。这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时代，个体的合法权益哪怕是遭到家庭成员的伤害，司法也有义务提供救济。

　　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并不是父母，而是国家。在虐童、家暴问题上，司法只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作用发挥，也有赖于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以及社会的全力配合。

　　为儿童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福利和保护

　　毕竟，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无数家庭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国事。要撤销对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更要探索与建立常态持久的后续关怀机制，以确保孩子的权利得到最好的保障。那不妨以小玲事件为契机，树立起一个可供后来者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