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宣判念斌无罪。至此，这起历时8年、8次审理10次开庭、先后4次判处被告人念斌死刑的投毒案，最终得到彻底纠正。

    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及浙江张氏叔侄案一样，念斌被平反昭雪后，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人们在为司法机关坚持“疑罪从无”理念、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的勇气赞赏之余，一致认为这是司法回归理性的具体表现。尽管这种理由很充分，但在笔者看来，念斌被依法宣告无罪，这固然是司法机关坚守“疑罪从无”法治底线的结果，但也与司法进步的外部大环境息息相关。换言之，没有司法的进步，类似念斌这类冤假错案，很有可能不能够真正得到有效纠正。念斌能够洗脱冤屈，在某种程度上，还应该归功于司法的进步。

    梳理念斌涉嫌投毒一案的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念斌的命运，一直在随着国家大的司法环境的变化而出现转机。其一，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为“刀下留人”提供了契机。念斌2006年被抓后，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已作出决定，确定自2007年1月1日起，将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全部收回最高法院，不再授权地方高级法院复核死刑，念斌正好赶上。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收回死刑复核权，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地方高级法院对此没有完全把住“关口”，造成了一些本不该发生的冤假错案。试想，因为复核把关不严，将死刑都执行了，即使错误在事后能够得到纠正，但又有何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如果不收回死刑复核权，地方高级法院在复核念斌死刑的执行时，有可能重蹈覆辙。由此可见，念斌最终被依法宣告无罪，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为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其二，司法机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为念斌露出了从死亡边缘走向新生的曙光。2010年，念斌刚刚被判处死刑，被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恰在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要求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面对念斌涉嫌投毒一案证据的诸多疑点，审判机关更是小心谨慎，在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下，果断地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规定，无疑为念斌绝处逢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念斌的命运，由此开始逆转。

    其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推行，为念斌洗清冤屈扫除了最后障碍。从以往的冤假错案不难发现，轻信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证据是罪魁祸首之一。浙江萧山陈建阳等5人抢劫杀人案，原审在举报人“朱福娟”这个关键证人未出庭质证的情况下，采信侦查部门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导致了长达17年冤假错案的发生。念斌涉嫌投毒一案在发回重审后，适逢2013年1月1日起新刑诉法施行。新刑诉法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并规定了录音、录像以及侦查人员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为严格执行新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念斌涉嫌投毒一案2013年开庭时，法庭申请了警察、专家证人等全部出庭作证，依法排除了侦讯部门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正是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严格执行，念斌涉嫌投毒一案才发生了逆转，曾经的冤假错案最终被彻底纠正。

    由是观之，念斌能够洗清不白之冤，几度从死刑犯的边缘拾回生命，既是司法机关坚守“疑罪从无”刑罚精神的结果，更是国家司法不断进步的结果。念斌的命运一波三折，最后峰回路转，无不与司法进步的大环境相关联。反思念斌冤案的平反昭雪，我们在声讨“有罪推定”办案陈腐观念的同时，更应为司法的不断进步而倍感欣慰。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及张氏叔侄案不同的是，念斌案尽管没有“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的特定事实，但还是得到彻底纠正，这是司法进步的最好诠释。从这种意义上说，念斌案是司法在程序上和实体上进步的标杆，一点也不为过，必将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公正审理产生深刻影响。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