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余汉春,1966年12月生,1990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法医系,1995年进入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从事法医工作,兼任武汉市法医学会临床专业委员会秘书。  

    个人荣誉:1996年武汉市夏季“严打”行动获嘉奖,2010年被列入武汉市检察机关理论人才库,2014年荣立武汉市检察机关个人三等功,武汉市公务员年度考核多次获优秀,在《中国司法鉴定》、《法医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性格爱好:为人真诚、个性直率、雷厉风行,爱好打羽毛球、徒步登山。

　　个头不高,但是“能量”很大。这是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技术处法医余汉春在同事们心目中的形象。架着一副无框眼镜的余汉春,说起话来,语速很快,与其行事麻利的作风很“匹配”。

　　1995年,同济医科大学法医学毕业的余汉春通过招考进入武汉市检察院,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医。近20年来,总共出具了多少鉴定和审查意见,余汉春自己也数不清了:“平均下来,每年至少也有200多件吧。”据说,他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无一不当。

　　谈起自己做鉴定的独到之处,余汉春也是四两拨千斤,仿佛那是件简单得谁都干得来的工作。“那是因为他功底扎实,已经练到火眼金睛的程度了。”徒弟忍不住插嘴。于是,在不断的“插嘴”下,记者才得以一窥其工作“内幕”。

　　2013年7月底,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委托余汉春对一起伤害案的被害人周某进行伤情鉴定。此前,某社会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为轻伤。翻开案卷中的鉴定意见书,余汉春很快发现了疑点,他指着照片对徒弟说道:“文字描述说左胸壁伤口有7厘米,左上臂伤口有8厘米,再看照片中的比例尺,虽然有点模糊,但也看得出一个5厘米左右,一个6厘米左右。”

　　“你们把被害人送来吧,我再检查一下。”余汉春致电办案检察官。在检查室,余汉春仔细测量了被害人伤口,最终认定伤口长度一个为5厘米,一个为6厘米,累计11厘米。

　　“根据《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肢体皮肤及皮下组织单个创口长度达10厘米或者创口累计总长度达15厘米,才构成轻伤。他这个损伤程度只能评定为轻微伤。”余汉春解释道。结合周某伤后的病历记载,余汉春更加确定自己的结论。之后,东湖开发区检察院根据余汉春的鉴定结论对此案嫌疑人作出了不予批捕决定。

　　2010年,武汉市检察机关开始将测谎技术运用到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余汉春成为领导眼中这项工作的最佳承担者。“在医学方面他有着丰富经验,而且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全,也是一个肯动脑、肯钻研的人。”武汉市检察院技术处处长马建一说。

　　参加过高检院和设备公司的几次专业培训后,余汉春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通过大胆实践,他逐渐成为了湖北省检察机关测谎技术的一块“招牌”。

　　2014年1月中旬,余汉春接到该市武昌区检察院反贪局的电话,请其对一名行贿犯罪嫌疑人徐某进行测谎。讯问中,徐某避重就轻,仅交代了一小笔行贿事实,其他拒不承认。根据了解到的案情和嫌疑人的特点,余汉春精心编制了一套测试题。正式开始测试前,他与徐某进行了一番谈话,“特意”向其介绍了测谎技术的原理。“目的就是要让他相信,我们的测谎结果是很准确的。”

　　尽管整个测试过程中,徐某强作镇定,但在回答关键问题时皮肤电波的强烈反应仍被仪器记录了下来。三轮测试下来,余汉春敏锐察觉,徐某内心动摇了。他乘胜追击,直接将测试图谱拿给徐某看,指着上面的曲线告诉他,结果显示“没有行贿”是在撒谎。

　　“你现在说实话,还能争取从轻处理,顽抗到底的话,对你并没什么好处。”余汉春又适时进行了一番政策攻心。“算了,我交代吧。”徐某颓然低下头。

　　测谎做出了名,省内其他地区检察院也经常请余汉春去帮忙。马建一回忆,2012年,恩施市检察院遇到一根难啃的“骨头”,一名嫌疑人态度异常嚣张,曾指着办案人员的鼻子大骂,眼看刑拘时限就要到了,案件还是没有突破。他们向余汉春发出了协助邀请。接到委托,余汉春背起设备,上了火车。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余汉春了解案情后,连夜编题。

　　“我们在监控上看到,测谎一做完,嫌疑人立马软了下来。”一同前往的马建一骄傲地说道。

　　2012年11月,余汉春因结节状甲状腺肿住院,准备几天后手术,医生嘱咐他一定要好好休息。然而,手术前一天,余汉春接到武汉市城郊检察院的电话,说蔡甸监狱一名服刑犯突然死亡,问其能否前往做尸检。

　　“我马上来。”挂掉电话,余汉春穿上衣服就往病房外走。“哎,你马上要做手术了,到哪去啊?”护士在身后喊道。“单位有急事,我去一下。”余汉春边说边往电梯奔去。从医院出来与同事会和,余汉春立马赶到殡仪馆,给死者做了尸检。

　　手术后第七天,伤口还没有拆线,躺在病床上的余汉春又接到同样一起任务,他二话不说,又从医院“溜掉了”。

　　“吃苦耐劳,随叫随到。”同事们赞赏地说道。对于余汉春来说,执行这样的紧急任务是工作乃至生活常态,但多年来,他从无一句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