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这位负责人介绍,新刑诉法中并未明确人民法院能否主持协商以达成和解。很多情况下刑事案件的加害方和被害方缺乏有效沟通的渠道,而且还处于对立状态,缺乏互信；如果没有审判人员释法明理,从中调和,双方当事人很难自行和解。所以司法解释规定,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

    对于司法解释“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内容应当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这一规定,该负责人解释说,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损失内容,能否延期履行、分期履行,也存在认识分歧。最高法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和研究论证认为,和解是重要的量刑情节,如果法院允许延期履行、分期履行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将会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建立在尚不确定的事实基础上。一旦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罚后,拒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赔偿义务,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二审法院不能加重其刑罚。同时,由于是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也无法强制执行,这无疑会损害裁判权威,也会使被害方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该负责人表示,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可以对被告人从宽处罚。但对于如何把握“从宽处罚”,各方存在不同看法。最高法经过慎重研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判处法定最低刑仍然过重的,可以减轻处罚；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