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案件受理之初，无论我怎么打电话，被告就是不来应诉。我只好把手续邮寄过去，可是不久以后，邮件就被退了回来。回执上写着：本人外出，无法联系，家人拒收。严格来说，这不能算作有效的送达。我又和原告商量，原告急了，问还有没有其它的办法，我说我们可以先去找被告的父母谈谈，如果父母坚持称与女儿无法联系，还可以在报纸上公告送达。

    方案确定之后，按照原告提供的住址，我们找到了被告的家，出人意料的是，在被告的家门口，我碰到了一个老“熟人”，没想到，她竟然正是本案的被告。原来，就在一个月之前，正是她，在法庭里和我吵过一架。当时她是陪着她的堂姐去法庭，由于对法律有些误解，加上我的情绪有些激动，发现她鼓动堂姐不领取法律手续，我们就发生了争吵。后来，庭长赶过来处理，没想到，她又和庭长吵起来。所以，对于她，我是记忆犹新。

    这一次，看到她闪躲的眼神，为了避免尴尬，我立刻假装不认识她，问她为什么接到电话以后没有去应诉，她说自己很忙，今天才刚刚到家，正准备明天去法庭。她的父母也过来解释，说女儿确实刚回来，不知道男方为什么起诉离婚了。我们把相关手续交给被告，她有些不知所措，一个劲地摆弄着手机，不想在笔录上签字。但最终，她还是签了字，并一再表示不同意离婚。

    三天后，被告打来电话，问我案件的处理情况，我再次征求了她的意见，并主动提出，可以选择一个对双方都比较公平的方案，快速地化解双方的矛盾，避免法庭上的口角之争。她不置可否，说要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就这样又通了几次电话，她终于开始慢慢地信任我，并逐步向我表达了真实的想法。

    很快，案件有了一个中肯的调解方案，一段因闪婚而引发的纠纷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几天后，被告给我发来了一条短信，她告诉我一个月前在法庭里和我吵架是她的冲动，感谢我不记仇，用心调解了她的案子。我立刻把电话打过去，告诉她，其实那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作为法官，一是没有能够仔细把法律规定解释清楚，二是自己的态度不够冷静，应该道歉的人是我，我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了，我知道，那是她发自内心的声音，也是她对法官和法律莫大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