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关于道德水平的话题不断挑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一方面，“老人倒地无人敢救”等事件还在继续上演，制假贩假等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另一方面，吴斌、张丽莉、高铁成、何遥、梁春霞……一个个普通的名字，与“最美女教师”、“最美军人”、“最美护士”、“最美女孩”连在了一起，让公众一次次感受到向善的强大力量。一边是令人心寒的道德滑坡，另一边是正面阳光的向上力量，高尚与卑劣，泾渭分明。面对道德水平如此巨大的反差，有关道德入法的呼声日渐高涨，似乎法律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滑坡的现实难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诚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约束，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行和道德水平的有效提升只能是一句空话。近年来，毒奶粉、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大行其道，挟尸要价、小悦悦事件等道德滑坡的现象屡见不鲜，严肃地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不少人认为，这些令人纠结的现象之所以蔓延不衰，是因为缺“法”而导致了缺“德”。因此，将道德纳入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范畴，必然会起到运用法律惩罚作恶行为的积极意义。尽管法律也许很难保证“好人必定有好报”，但严格执行却能确保“恶人必定有恶报”，从而实现坚守道德底线与良知善行自然生长的良性循环。鉴于此，“道德入法”就自然成了不少人期望遏制道德滑坡的必然首选。

    然而，物极必反。表面上看，道德入法确实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仔细考量，道德入法却又有诸多难以解决的现实困难。一方面，道德入法难以操作。众所周知，法律具有道德属性，在很大程度上，法律其实质就是被赋予了国家强制力的道德，如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等法律规范就是从具体的道德原则演变而来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尽管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则可以写入法律条文，让道德的软约束变成法律的硬规范，但道德内涵与外延的宽泛性法律却难以界定。鲁迅曾说，对于《红搂梦》的看法“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样的道理，对于道德标准，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尽一致，甚至可能大相径庭，一旦成为法律规范，又如何确立一个能为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标准？

    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旦遭遇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司法裁判的价值取舍又会演变成“两难”的尴尬。古人为防止道德入法后司法面临的艰难抉择，对“亲亲相隐”、“为亲报仇”等情法冲突的亲情犯罪持宽容态度，部分时期甚至对亲人之间的告发持反对态度，亲人间的告发行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古人这样处理的目的非常明确，凡是能够通过道德规范予以调整的行为，绝不轻易将其纳入法律规范的范畴。否则，极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于情合理而于法相悖的现象普遍存在，如果将本属道德规范的行为，硬性地通过法律规范来调整，其结果可能反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毕竟，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而道德是约束人的心灵，道德与法律的功能不可能完全等同，“道德入法”也就不能成为整治“道德滑坡”的唯一选择。

    法律起源于道德，而又高于道德。毋庸置疑，道德和法律是两个不同层次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调整靠自觉，法律规范调整靠强制。换言之，只有道德规范调整失灵，才可能使用法律规范去调整。要知道，法律并不能包罗万象般地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幻想通过“道德入法”来遏制道德水平的下滑，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惯性。提升道德水平，虽然离不开法律的严格约束，但绝不能仅仅依靠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