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超，一个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开胸验肺”之人，一个探寻常规为他人代理需求法律救济之人，一个不求特事特办只求法律真理之人。他是一名普通的劳工，在2004年至2007年期间在郑州振东耐磨有限公司打工，因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粉尘，在2007年被多家医院诊断为患有尘肺病。但是，职业病法定机构职防所下的诊断却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这个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在多次寻求救助无望之时，2009年6月，为了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百般无奈的他做了开胸手术，结果证实他确实患有尘肺病。但是，他的这种悲壮之举并没有给他的索赔之路带来便利，又一个晴天霹雳，职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给他开刀做开胸手术的医院没有做“职业病诊断的资质”。之后，他上访、闹事、找新闻媒体曝光，最终获得了61.5万元的赔偿。但是，他觉得这些都是“特事特办”，并没有真正解决职业病患者的赔偿问题。张海超维权案引发我们深深的思考。

    一是职业病鉴定机构的鉴定程序不利于保护职工。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职业病诊断、鉴定所需的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资料。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职工如果需要鉴定自身的病情，用人单位必须提供有关的资料，这也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得“自证其罪”，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用人单位很少会“自证其罪”，而从现行法律来看，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不提供资料的法律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我国可以实行“责任倒置”，或者由政府相关部门介入调查，使职业病患者能及时进入法定诊断程序。

    二是劳动者本人对自身的病情有知情权。我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劳动者对自身的病情应当有知情权。但是，在实践中，一般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体检，在用人单位的安排下，医院只对用人单位履行告知义务，而不会向劳动者本人说明情况。正如张海超所说：“假如我早就知道自己肺部已经有问题，我至少会离开那样的工作环境，或许，现在我的病情不会这么严重”。在现实与法律规定不符合的情况下，我国应该规定医院的告知的义务，不仅应将体检结果告知用人单位，也应将体检结果告知劳动者本人，保障劳动者对自身健康的知情权。

    三是我国应建立职业病防治的长效机制。我国应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卫生、安监、劳动保障等部门的协作，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及时进行处罚，加大处罚力度。加快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网络建设，让劳动者享受快捷方便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意识和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治意识，防患于未然。

    维权之路漫长而艰辛，希望不再出现张海超这种悲壮之举，希望劳工的维权之路越来越平坦，希望中国的法治越来越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