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公元一九九零年后的某年。

    地点：中国北方农村的一个平原角落。

    人物：二嫚  “老村长” “瞎子”  “瞎子”媳妇

    二嫚，短发披肩，浓眉大眼，多秀气的妇女，中年，善良，膝下一个心疼的儿子，但有一位不顶事的丈夫，是所谓的“老村长”。土地承包制政策落实后，她浑身的力气往哪儿出啊。你看她，白天打理农活、卖麻花，晚上压面、炸麻花，还要给丈夫“老村长”和儿子按时做饭、定点洗衣。她力气大，心气足，睡着睡着就醒了，想把麻花卖到县城去，给贫穷的家庭带来殷实。特别是自邻居有了电视后，她的孩子要常常受到屈辱，所以她想把麻花卖到县城去，买一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争气、光彩。二嫚的脸上写着为新生活奋斗的决心，她的步履匆忙，手脚麻利，在村子里影子一般。她每天晚上叉腿扬肚，把许多毛毛钱数清楚，放到箱子里，抿嘴笑一下，好甜，但看着睡着打呼噜的病秧子丈夫，就又皱起了眉头。但一会，她又在压面杆上【农村专门压麻花的简易器具】汗流满面了，村里的狗，满天的星星都睡着哩。

    “老村长”中听不中用，他老实巴交，温和诚实，常年患腰疼病，一不能手拿，二不能肩挑，连做饭都困难。他是老村长，“但现在不是”。眼望形势大好，改革的春风习习吹来，“老村长”心里痒啊，可自己不能干个啥，只有让媳妇二嫚张罗了。他认可二嫚的脾气，那股绝强的劲儿可了不得，一天一天变多的钱，说明了什么，不就是说明二嫚能干、聪明、会买卖吗，“老村长”既喜又苦。

    邻居“瞎子”是改革开放中最早苏醒的人，他年轻，勤劳，善良，整天价驾着一辆破旧的汽车疯跑，搞买卖，家里殷实。他是村里唯一有电视的人，他媳妇秀秀她妈，为此盛气凌人，常常嗑着瓜子，看不起二嫚的孩子和来她家看电视的孩子们。二嫚家穷，“瞎子”殷实，“瞎子”的媳妇常常隔墙奚落，动不动比鸡骂狗，肆意嘲讽。“瞎子”看不惯，常常制止媳妇，用微笑还给二嫚和“老村长”，有时用实际行动帮助“老村长”。比如，他有时捎带着往县城卖掉“老村长”的编筐，替她们挣钱，而这一切“瞎子”媳妇看在眼里气在心上。

    在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面前，好心的“瞎子”鼓动二嫚将生意打进县城，于是二人朝发夕归，相伴出入，但感情并未出轨。“瞎子”媳妇敢怒不敢言，“老村长”没忘那处想。时间一长，两人耳鬓厮磨。一天傍晚，在回来的路上，在村口，坐在驾驶室的“瞎子”和二嫚碰出了感情的火花，那次是二嫚较为主动，兴许她在感谢诚实卖力的“瞎子”，填补心理和肉体上的缺失。后来，县城里开了家大的麻花店，挤了麻花市场，“瞎子”让二嫚出村当了技术指导。收入改变生活，善良的二嫚把新衬衣穿在了“老村长”和儿子的身上，并且隔段时间就来看望一趟。身体艰涩的“老村长”看到二嫚依然照看自己，心里没有怪罪。但他看到“瞎子”的车将二嫚载来载去，心里明白着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他躲在窗户里偷看他们来来去去的情形，唠叨：“够法办了，够法办了”。

    在二嫚打工的日子里，“瞎子”来县城的时间也多，他们有时相聚餐馆。“瞎子”给了二嫚一些钱，声称自己不缺，帮助二嫚。但后来二嫚感觉到，那些钱是想维持他们的“夫妻”生活，于是二嫚不干了，她对“瞎子”甩出了一句晴天霹雳的话——“我不是卖身的人”。

    倔强的二嫚顶住丈夫的不情愿，不顾家庭的破墙烂瓦，拿出全家的积蓄，在县城里买了一台最大的电视机，实现了她的诺言——卖县长也没有的电视机。她们请乡亲们来看，一熬一个通宵。因为二嫚的心愿实现了，她和“老村长”、孩子沉浸在小小的温暖里，她固守在家里，不愿再早出晚归，更不愿与“瞎子”同乘那辆破旧的汽车。

    【影视评论】

    九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端倪之期，特别是广大农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政策春风里，迎来了极具戏剧性的变化。中国八亿人口的命脉因为历史的新理念，徜徉出新鲜的汩汩潮流，自然而又超脱地冲刷着中国大地。在伟大的复兴一样的奇妙变律和节奏中，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新思想的萌生，酝酿着无穷无尽的希冀，演绎出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电影《二嫚》成功地复制了一处农村变化中的小景象，捕捉到了满含悲喜的历史剧变，刻写了人们在新生活面前的各种颜面，呼唤出了生活中真实的人物形象。电影借独特的演绎手法，把个性倔强的人物放在特定的贫寒家庭，以不向生活屈服之冲撞，去触及灵魂与财富交错的新领地，从而勾画出情景交融的生活新视点。读者视者对人物命运的归宿，萌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命运之弦已经交响出时代的序曲。电影《二嫚》不但扣人心弦，引发出人们对喜剧生活的愁苦反思，而且入木三分，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一代农民怀揣的道德、人格和法律认识。

    二嫚是典型的乡下农民，但她倔强的个性之中蕴含着聪明和善良，她在周围人的身上，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她在自己的生意中，捕获到了发家致富的希望信息。她忠实家，忠实自己的病秧子老头，忠实孩子，忠实那个破旧的院落和清苦的岁月，因为她身处农村这个祖祖辈辈走不出去的漩涡，以足不出户为生活基调，满足着说不清楚的满足。在春风般袭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面前，她是一位难得的觉醒者。日子在隐隐之中痛变，生活的脚步越来越走向远方。她不能再“安逸和满足”小村庄与老土炕的幸福，而是向前看，尽快寻找到新生活的渡口。二嫚倔强的个性，表现在她的直率与执着，她像普普通通的农民那样，天生不服生活的重压，因为没有抗拒，就无法生存。她的身上洋溢着吃苦勤劳的美德之香，也焕发出劳动者自食其力的价值光彩，因而，她拒绝不劳而获的即使短暂的偷情生活，不能给自己的家和村子抹黑。二嫚具有朴素的价值观，即使在她不得已要感谢生活中帮助过她的人时，她的出格行为也是在“瞎子”的侵犯之时才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嫚与“瞎子”的感情火花，不是单一的性，还有酬劳和图报的一些意义。她的家庭，她的丈夫，是现实的羁绊，她虽然一度超越了她，但她的善良始终没有泯灭，理性在灼热着，在情感即将裂变之际，突然又爆发出来固守的力量，足以冲刷污垢不堪的新鲜东西，即二嫚在苏醒之时，又复归了她的原有道德和人格，表现出她无私的心理境界。电影《二嫚》之所以成功，其支撑点也就在这里，主人翁在酸甜苦辣咸的生活中回答了人生的问题——性与理，使性与理嬗变不断，而不是静止和僵化，以此共鸣生活。这恰好是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发生变化的真实写照。

    看罢电影，我们对二嫚感到由衷的佩服，不但因为她漂亮、率直、勤劳、泼辣，更因为她善良无私和尊重人格。从二嫚身上，我们看到了藏在许多农村妇女身上的真善美，也领略出八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

    “老村长”是一个软弱的人，但他身不由己，他的身体是讨厌的绊脚石。他憨厚诚实的人格，使二嫚满足，他沉稳豁达的性格，使二嫚捕获到了自己不能放弃家庭的理由。“老村长”在新生活面前，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无奈，但他全力支持二嫚的生意，为的是留住二嫚，让二嫚发挥聪明才智与泼辣作风，去迎接生活的挑战，支撑风雨欲来的家庭。“老村长”是无可挑剔的好农民，是最典型的中间人物。在日子遇到改革的狂飙与浪潮之时，“老村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也想到了人性的变化，但他没有激动，更没有去阻拦和回击，而是顺应变化，客观面对。真因为他的冷静，使得二嫚复归了她的原有道德和人格，从一些方面钳制住了家庭受到的外围打击，糅合了积极的支撑元素，促成了夫妻之间的更加粘合，保障了婚姻的不动摇。“老村长”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合作后的情感变化，更预感到经济变化后的人性变化，他认为超越的生活肯定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他说——“够法办了，够法办了”。从此，我们看到即使八十年代偏远的农村，农民身上即有朴素的道德观念，也有真挚的情感价值，还有对法律的基本认识。“老村长”对二嫚的猜测，没有付诸行动，更没有诉诸法律，其实是农村生活真实的一面，因为二嫚的生活本身是多元素的生活，是集情感、道德、理性、风俗、习惯于一体的。也真因为如此，才构成了农村生活的浪漫、纯真、自由、隐约。不急不躁的“老村长”与火烧火燎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才使艺术的电影镜头充满了渲染力。

    不论如何，即使人物之中存在一些不和现实的因素，那也是合理的，因为艺术反映的毕竟是客观现实，而客观现实就是如此。我们认为，电影《二嫚》之所以成功，其支撑点也就在这里，主人翁在酸甜苦辣咸的生活中回答了人生的问题——性与理，使性与理嬗变不断，而不是静止和僵化。善良待人、无私对世、尊重人格、崇尚道德、不悖法律，以此共鸣生活，是电影浓缩和回答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