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列举相应的法律规定，并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讨论法律适用问题。

    1997年10月1日生效的《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该款的规定处罚。

    2002年4月10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的车辆购置税、车辆使用税等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009年2月28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二条：

    将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修改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原第三款作为第四款，修改为：“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从以上法律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没有“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相关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规定，并要求“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按不同情况，分别依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偷税罪）和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而《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二条对《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进行了修改，即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里面也有“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相关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说，《解释》和《刑法修正案（七）》的有关规定都是在弥补《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里没有“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规定的不足。

    从时间上看，《解释》2002年4月10日生效，《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生效，故按照新法优于旧法（姑且认为《解释》是法）的原则，在2009年2月28日后发生的“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刑事案件应当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的相关规定。从法律效力上看，法律修正案的效力高于司法解释，所以在2009年2月28日后发生的“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的刑事案件，同样应适用《刑法修正案（七）》。当然，由于我国的法律没有溯及力，而《刑法修正案（七）》生效时间晚于《解释》，故在2002年4月10日至2009年2月27日期间发生的此类刑事案件，理论上应当适用《解释》。但是，刑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便是发生在2002年4月10日至2009年2月27日期间的此类刑事案件，在2009年2月28日后审理时，也应当考虑《刑法修正案（七）》相关规定，根据案情决定选择适用《解释》或《刑法修正案（七）》。

    由此，笔者认为，法院在2009年2月28日后审理“偷逃368万过路费案”类似的案件或“非法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偷逃税款的案件，应当根据刑事案件发生的时间和刑罚轻重，选择适用《解释》或《刑法修正案（七）》。

    （作者单位：陕西省咸阳市长武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