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我接手一桩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说它普通是因为我们经常办理此类案件，已习以为常。说它特殊，是因为案件的主体让我诧异，原告是一名聋哑人，而被告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他们是同村人，居住在大山深处。由于被告杨某远在外地上学，我传唤了他的父亲，杨某的父亲告诉我，双方积怨较深，近几年经常发生摩擦。此次打架，乡村组织和派出所处理过，均调解无果。儿子的事他不好做主，他联系儿子看怎么办。另外，他收秋忙，让我等等。我征求原告方的意见，原告之兄表示山里人最近正在收秋，每家都有四、五十亩玉米，全靠手工掰，等一月后再处理。趁他们收秋，我找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民警告诉我，近年双方互殴不断，此次打架，被告不承认打原告，且无证据，他们调解无果，未作处理。在此次打架后，原告方找人“收拾”过被告，好在未造成什么后果，派出所调查后尚未处理。看来双方确实矛盾较大，积怨较深。我通过被告之父电话联系到了被告杨某，说明了有关情况，杨某表示愿意回来参加诉讼，但坚决反对法院向其学校邮寄传票等法律文书，电话中口气强硬，对我态度极不礼貌，我耐心做了解释，按他说的方法邮寄了法律文书。

    一个月后，我带书记员赴双方所在地调查案情，山高路远，冬日的山色一片苍茫。当我们到达时，原告与亲属及被告之父早早地等候在村委会院里。原告陈某走到我跟前，向我递烟，并比划着被打的情景，我拍拍他的肩，让他慢慢来。随即我安排双方提供证人，法庭进行调查。原告之兄叫来几位村民，经问话得知她们多数是原告的亲属，均证实亲眼看见被告用水担打伤了原告。我让被告方提供证人，被告之父表示没有证人提供，我让他电话联系儿子杨某，看是否有证据提供，他联系后表示没有什么。面对这一边倒的证言，我让村支书带路，去双方发生打架的地点勘察，并准备随机走访村民。山路难行，难为了司机，在车辆几乎侧翻的状况下，我们来到了出事地点。那是崖下一个荒凉的院落，院落东边有一口水井，原、被告就是在井边打水时发生的打架。崖上住着四户人家，稍远些又有四、五户人家。崖上这四户人家，其中三户已向我们做了证言，证实了原告被打的经过，但她们都与原告有直接或间接的亲属关系，另外一户，长期不在此住，事发时未在家。而稍远些的几户人家亦无人见双方打架。面对现状，我感到无法调查了。走上崖边，一位大爷在晒太阳，我问他是否知道此事，他说他知道，并向我们讲述了他看到的情况，和前面的证言基本一致，而这位大爷也与原告有亲属关系。回到村委会院子，村、组两级组织以他们朴素的方式给我们开了证明，证明双方近年打架七次，无人敢作证，问题没有得到处理。村支书也讲述了此次打架后，原告来找他的经过，原告在比划的时候，给他写了一个“杨”字，他就知道原告被杨家人打了。至此，我基本确信被告打了原告，我征求双方意见，组织乡、村、组干部现场调解，原告之兄作为代理人表示绝不让步，让法庭判决，被告之父表示儿子不在，他不便做主。调解无法进行，我现场送达了开庭传票，交代了开庭事宜。一看时间，已是下午三点了，早上七点多吃的饭，大家早已饥肠咕咕了，我们在乡街道随便吃了点饭就返回了。

    开庭的日子，被告杨某和其父早早的来到了法庭，被告见我进来，主动到我身旁向我道歉，说他当时情绪激动，对我态度不好，我当即表示没事，并安慰了他几句。庭审中，在原告比划后，其兄向我们转达了原告的意思，说明原告在挑水时与被告相遇，因双方素有积怨，被告即用水担殴打原告，致原告右手及左肩峰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住院14天，花费医疗费3000余元，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误工、护理、交通、住宿等经济损失共计6000余元。原告之兄陈述了双方近年打架七次，经各级组织处理四次，主要集中在被告放假回家期间，现在双方家庭都不安宁，假期成了敏感期。被告做了陈述答辩，认为其在水井院里见到原告时，原告脸上已有伤，是原告用头来撞他，双方撕扯在一起，他并未打原告，后即被父亲劝回家。被告对证人证言表示有异议，对原告的伤表示自己不清楚。显然，被告不愿承认打伤原告，陈述有点不合常理。同时，被告讲述了双方的恩恩怨怨，在他上高一那年的假期，原告与被告家因地界畔发生纠纷，原告跑到他家来找他父亲，因父亲不在，原告即将自己打伤，致轻伤害，他以刑事自诉案件将原告告上法庭，后经法庭处理，原告赔钱了事。此后，双方见面就发生摩擦，近几年他在外上学，假期也不想回家，回来双方就矛盾不断，他心里也苦恼，也担心他不在家，原告欺侮他家人。

    明白了双方的恩怨经过，我感觉此案宜调解不宜强判。我了解到原告虽是聋哑人，但人很能干，会开拖拉机，会骑摩托车，也会写几个简单的汉字，年龄比被告大整整二十岁，平时与其二哥生活，兄弟俩一双光棍，其大哥人精明些，但在外地居住。聋哑人的习惯就是见了人“哇哇”叫，知道的懂其什么意思，不知道的以为他对你有意见。而原、被告往往因此也闹一些误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雪上加霜。加之双方系同组村民，居住较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难免不发生磕磕碰碰，矛盾纠纷也是多样性和复杂的。被告兄弟三人，两个哥哥在外打工，常年不回家，自己现在外地上学，回家时间少，担心更多的是父母平时在家的生产、生活，以及与村民的和睦相处状况。我对双方讲，原告又聋又哑属残疾人，毕竟与常人不一样，应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爱护。但聋哑人有时也会做出一些怪异之事，无端侵犯他人权益，所以负有看管义务的成年家属，应做好对其的教育和管理。被告作为大学生，走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大山，是村里人的骄傲，面对的已是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何必与父老乡亲再发生纠纷摩擦，何况对方还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残疾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冤怨相报何时了？现在是和谐社会，到处在平安建设，双方应将更多的时间用在生产和学习上，干好各自的事，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一些，让亲人少操一份心。同时，我又针对双方发生矛盾的根源、思想认识、心态变化、年龄、学识差异、对各自家庭造成的不安全感以及在本村造成的不良影响，结合法律法规、人情世故、乡情亲情，做了一番细致的疏导工作。

    在我的耐心调解下，双方最终坦诚以待，表示愿意从此和好，再不相犯。被告表示只要原告再不找茬闹事，他绝不与其纠缠，并同意承担本案主要赔偿责任。原告代理人其胞兄表示，只要被告能做到相安无事，原告不会主动寻事，并同意本案作出一定让步。为了体现诚意，双方均写了书面保证，互相交换，以示约束。对本案的赔偿，双方商定由被告赔偿原告4000元，其余原告自愿负担。被告答应第二天就将钱拿来，当庭交付原告，并邀请原告及胞兄过年时到他家里来坐坐，一起喝喝酒，让村里人看看他们是真心和好了。看到被告有如此周全的想法，我心潮一热，年轻人能想到这一层，太不容易了，我立即趁热打铁，劝原告过年时去一下，或者在原告家喝酒也行。原告胞兄表示没有问题，过年时他一定成全此事。同时他提出，双方在派出所还有一案尚未处理，最好主动去把那件案子也结了，被告表示同意同意。

    第二天，他们一同来到法庭。原告胞兄说，昨晚他们在同一个旅馆住宿，一起吃了饭，双方都高兴，今天上午又去派出所结束了那件案子。被告当庭给付原告4000元，双方办理了结案手续。起身告辞时，他们一再表示感谢，我说我最大的欣慰就是看到你们冰释前嫌，彻底和好，我很高兴。祝愿你们和睦相处，共同致富奔小康。送出门时，我拍拍被告的肩膀，对他说，在学校好好读书，多学本领，现在就业形势这么难，祝愿你早日走上工作岗位，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被告父子俩会心地笑了。

    一桩案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掩卷长思，我在想，一名法官，特别是民事法官，每天面对的是各类矛盾纠纷，每年要办理几十件甚至几百件民事案件，忙忙碌碌，希望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处理过的案件能达到案结、事了、人和，岂不是法官最大的欣慰么？

    （作者单位：陕西省千阳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