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4日，李女士及老伴与大通旅行社签订去桂林旅游合同约定：“出发时间：2007年4月8日；结束时间：2007年4月14日；交通：往返火车硬卧、当地空调车、船；导游服务：地陪。”4月8日下午，李女士与老伴持旅行社提供的火车票，乘坐火车赴桂林，火车运行中，李女士不慎摔倒受伤。次日，李女士抵达桂林后即被送入桂林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闭合性胸部外伤、右肺挫伤、右第8－9后肋骨折、右侧血胸。

    2007年4月20日，李女士出院时，当地医院在出院医嘱中建议回上海后继续住院治疗。李女士在桂林住院共花费医疗费人民币2519.55元，在住院期间，李女士儿子于同月10日飞赴桂林，入住酒店照顾母亲，共花费住宿费人民币2068元。4月22日，李女士与老伴、儿子乘坐火车返沪。次日，李女士又入住上海医院继续住院治疗，5月15日李女士出院，又花费医疗费用人民币1729.59元。

    因李女士为旅游途中摔伤与大通旅行社交涉不成，于2008年2月1日向法院提出起诉称，其与老伴搭乘旅行社提供的1379次列车离沪前往桂林。当晚17时许，63岁的李女士从火车卧铺的上铺下来时，因年纪大腿脚不便，整个身子悬空摔倒在车厢内，当时就感到胸口疼痛加剧。第二天，列车抵达桂林即被送至当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外伤性多处肋骨骨折，并伴有大量胸腔积液，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抢救。4月10日，儿子闻讯后专程从上海飞抵桂林探视陪护。之后，从桂林医院出院后再回上海继续住院治疗。

    李女士认为，大通旅行社在向旅客提供旅游服务中，没有按照长途旅行团的惯例配备领队途中照顾，同时也忽视给老年人发放上铺卧铺票存在不安全因素，客观上导致自己在旅途中摔落埋下了隐患。且自己是按旅行社提供和指定的运输工具上，以正常的方式下铺时摔落。要求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由旅行社赔偿医疗费、往返火车费用、滞留桂林就餐费及儿子在桂林住宿费等共计人民币1万余元。

    法庭上，大通旅行社辩称，除对李女士致伤原因不认可外，涉及其他事实没有异议。认为李女士参加的是散客游团队，按照惯例不提供全陪和领队，这在签订合同时明确告知的，火车票的分配是定票站出具的，不属旅行社可控制，且在订合同时李女士未提出过要下铺卧铺票。

    审理中法院查实，2008年1月25日，保险公司依据与旅行社签署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协议，向李女士支付了理赔金人民币1257.20元。

    法院认为，尽管李女士未提供摔伤的事实，但按她伤情若在上火车之前就受伤，是无法进行旅游的，遂认定李女士受伤是在赴桂林的火车上。法院以为首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规范等，并未强制要求旅行社在组织诸如赴桂林旅行的交通工具上派驻导游，而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导游服务为地陪，故在乘坐赴桂林的火车上则没有导游相陪；同时李女士受伤后，也得到及时救助，未造成治疗延误。其次，涉及火车铺位，双方并未涉及一定要为满60岁老人安排下铺，若李女士身体不适应上铺，应在签署合同时向旅行社提出。再次，按照李女士自述致伤是其从上铺悬空摔倒，那么摔伤应属意外事件。作为意外事件，却要求旅行社事先预见并做好防范，显然超过合理范围。遂法院认定李女士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依据不足，最终判决李女士败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