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28日，吉先生的大女儿乘坐二女婿言某的小车。因言某酒后驾车，发生车祸，大女儿死亡。同年3月8日，吉氏夫妇与二女婿达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并就有关调解事宜签订了一份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言某要确保吉氏夫妇安度晚年，保障其生活和医疗费用，同时一次性支付5万元及购置住房给吉氏夫妇；而吉氏夫妇将不再向乙方（言某）另外索取经济赔偿，并不追究乙方的任何法律责任，不希望乙方被刑事制裁。同日，广州市海珠区公证处对这个协议进行了公证。

　　但事后，吉氏夫妇认为大女儿可能是被谋杀，就入禀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公证书。一审法院认为该约定超出了公民间进行合法民事约定的范畴，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所以协议无效。而公证处未能依法对上述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故判决撤销了该公证书。

　　近日，广州中院终审认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是否要追究某人的刑事责任，是公、检、法等国家机关依法行使的权力，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约定、愿望的约束。因此，吉氏夫妇与言某之间的协议书中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约定，并不为法律所承认，该约定不具有法律意义，公证处对不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进行公证，应予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