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手下的首席操盘手丁福根交代，１９９８年底，吕梁开始采取盘面购买和“转托管”等方式，陆续从朱焕良手中接过３０００万股康达尔股票，协议价格是每股１３元左右。

    据丁福根坦白，第一笔股票转让是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底。朱焕良先以“转托管”方式从深圳中煤营业部将２７７.９万股“转托管”到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营业部，吕梁便运用这２７７.９万股康达尔股票开始了其融资活动。丁福根在法庭上承认，此后所有的融资都是在这２７７.９万股基础上进行的。

    而吕梁主要以股票质押、保底委托理财等形式融取巨资。当时融资的具体方式是按１：１或１：２的比例进行股票质押或现金质押。协议规定的投资回报率为１０％至１６％不等，并设置股票仓位止损线，比例大约在１０％左右。如果补仓不成，便强行平仓。

    董沛霖是“中科创业”股票操纵案中另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被控为吕梁操纵中科创业融资近８亿元资金。董沛霖在法庭供认，吕梁欠他２０００万元债务。吕梁告诉董说，吕梁准备购买康达尔的股权，将对公司进行改组，做“长庄”。如果这事做成，就能还清董沛霖的债务。董沛霖遂决定为吕梁融资。

    随着“中科创业”案件庭审的继续和更多当事人接受讯问，操纵“中科创业”股票的不少内情被抖露出来。一批背后的证券机构也被暴露出来，申银万国证券上海陆家浜营业部、南方证券海口营业部、中兴信托北京亚运村营业部相继被供认。根据检察机关的初步侦查,“中科创业案”遍及北京、上海、浙江等２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牵涉到１２０多家证券营业部。丁福根供认，券商的作用主要是提供融资、并提供大量的个人股东账户。

    据董沛霖和吕梁的另一操盘手庞博交代，不少证券营业部往往是吕梁一方与出资方签订协议的第三方或见证人。它们的职责就是进行资金监管，防止被随意调拨；同时还进行风险控制，一旦股价出现异常，则进行补仓或平仓。董沛霖承认，有许多机构和个人出资方都是通过证券公司介绍认识的。

    庞博供认，他们控盘的１５００个个人账户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最初的一部分是由丁福根提供的，用的是丁福根亲戚的名义；朱焕良通过“转托管”方式给吕梁转让股票时也提供过一部分股东账户；而另一个重要的来源则是证券公司。庞博说，“约８０％以上的股东卡是由证券公司提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