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召开的浙江省委全委扩大会上，省委书记张德江义愤填膺地说：“什么叫腐败？这就是腐败！组织部门、纪律监察部门要好好总结这起案件的经验教训，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

　　物必内腐而后朽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味”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台州是浙江省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和各种观念日趋多样化。身为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苏建国和梁峻，不仅没有抵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侵蚀，反而彻底解除了思想上的武装。

　　思想观念上的大堤一旦打开缺口，堕落就成了时髦，下流竟成了气派。据梁峻回忆，1992年11月，他当上黄岩市路桥镇镇长不久，就不断有人请吃，到卡拉OK玩乐的事情也多起来。他说，“第一次进卡拉OK厅有‘三陪小姐’坐在身边，还浑身不自在，耳热心跳，如坐针毡。后来一而再再而三上歌舞厅，似乎成瘾了，隔三差五不去消遣一下，心里真有点痒痒”。

　　1994年夏天，一家企业为谋求与当地某信用社合作，请梁峻从中撮合，以考察为名，请他到海南三亚游玩，并在他住的别墅安排了一位三陪小姐“放松放松”。此后，梁峻的道德良心急剧滑坡：从被“朋友”邀请到主动暗示铁哥们安排、追逐声色犬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他先后几次专程开着车子，和所谓的“铁哥们”一起到温州雁荡山、绍兴等地嫖娼。直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梁峻立案审查时，梁峻还不解地问：“干这种事是男人的本能，难道还值得审查吗？”

　　苏建国在被审查时交代，“看到各方面素质很差的‘大款’能大把大把地花钱，穿各种名牌，坐小车，住别墅，养‘小蜜’……心里很不平衡”，于是，出差走到哪儿，嫖到哪儿，甚至出境、出国也不放过开“洋荤”的机会。

　　2001年7月，应欧洲时报一位浙江籍总编辑的邀请，苏建国率领台州市新闻代表团到欧洲考察，他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竟是赌博和色情场所。

　　在庄严的法律和党的铁的纪律面前，苏建国反省道：“人生观世界观出了问题，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梁峻也痛悔：“自己被物欲横流的氛围吞噬，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滑坡，信念动摇，防线溃败。”

　　台上“包公”，台下“济公”铁哥们小圈子成了最好的保护层

　　苏建国和梁峻就像披着隐身衣一样不断地在光明和黑暗两个空间变换着角色，他们的行径正是“三公”的完全版写照：“上午是包公(道貌岸然)，中午是关公(酒酣面红)，晚上是济公(丑态百出)”。

　　梁峻在他的悔过书中写到：“人格分裂是我陷入泥淖的又一个原因。学习的弱化，人性极度扭曲，自我约束放松，导致在台上要求属下慎独、慎初、慎微，在台下自己却在泡情人、嫖娼，收受财物。官员的我和生活的我，公开的我和隐性的我相去越来越远。”

　　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干部，他坦言承认：“应该说党组织对于干部的队伍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一贯抓得紧严，尤其是近几年，‘三讲’、‘三个代表’教育、一年一度的党政一把手廉政述评、八小时外的监督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和境外活动监督体系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机制和举措，力度是大的，惩戒也有震摄力。但由于人格极度分裂，我一方面从应付的角度考虑如何顺利地走过场，另一方面，也拚命把自己的丑陋龌龊严实地隐藏起来，回避问题，蒙混过关。”

　　在审查中，苏建国和梁峻还不约而同地交代了一个荒唐的逻辑：他们看到上级有关部门下发的领导干部腐败受到惩治的“警示录”，不仅不引以为戒，悬崖勒马；反而在看到那些比自己级别更高的干部犯了更严重的错误时，竟“忽然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梁峻写到：“想想现在社会大环境像一个染缸，官场中的人时有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以此为自己平时犯下的错误寻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更加麻木不仁、积重难返。”

　　“包公”是做给别人看的，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向往着当“济公”。1998年下半年，梁峻一边在省委党校学习，一边和小兄弟开着车子到绍兴柯桥鱼得水大酒店嫖娼。2001年台州市人代会期间，身为人大代表的苏建国开会之余，还多次和“至交”暗设赌局，一次就赢了数千元。2000年浙江温岭“张王大案”破获后，曾经收受过黑社会团伙头目张畏4幅名画的苏建国一方面向省纪委做了极为深刻的书面检讨，退还了赃物；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却又先后3次收受了另一位个体老板奉上的4万元“零花钱”。

　　在“包公”和“济公”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转换中间，为了不致于让自己的腐败行径影响政治仕途，梁峻和苏建国都十分注意把坏事做在“小圈子内”。小圈子外，冠冕堂皇，正人君子；小圈子内，漆黑一团，腐败透顶。苏建国和梁峻无论是嫖娼还是赌赙，参与者必须都是一起干过坏事的“铁哥们”。正是这种“小圈子”式的腐败，使他们具有更大的欺骗性，成了他们逃避组织和群众监督的最好“保护层”。

　　小节不保大节难守领导干部个人的堕落最终要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埋单”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领导干部个人的堕落最终要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来“埋单”。

　　台州某信用社总经理王某，几年中为了取得苏、梁两人的支持并依靠他们拉些客户，不仅经常请吃陪嫖，送名牌衣服，还在家中设赌陪赌不下10余次。每次都替他们先垫上千元的赌资，而且，通常只“输”不“赢”。

　　台州某大酒店总经理阮某是梁峻一起嫖娼的铁哥们之一。1996年上半年，阮某等人合伙在路桥出资投建的化工塑料市场开业后，由于地点偏僻，对塑料经营户缺少吸引力。为了帮助阮某获利，当时身为路桥分管商贸工作的副区长梁峻不惜动用权力，和工商部门打招呼，指令他们“想办法”把经营户迁进阮某的“市场”中去。据梁峻交待，阮某为此先后分3次送梁峻10万元人民币，并两次安排梁峻到酒店嫖宿，代为支付嫖资。

　　在临海市一家星级酒店，有一个房号为1609号的套房，在过去几年中，无数次地送往迎来过一位“特殊客人”：当年曾号称临海“老大”的苏建国自从调到台州工作后，经常还要回临海度周末，每次必住1609号房间。苏建国回忆，这位卢姓老板1995年以来先后11次送给苏建国32万8千元“零用钱”，房价高过千元的1609号套房不仅成为苏建国专用的周末休息场所，每次入住后，卢某还必陪吃喝并找“项目”恣意玩乐。

　　鲜为人知的幕后原因是苏建国在担任临海市委书记时，在这家酒店建设过程中责成有关属下进行过“政策倾斜”。

　　据梁峻和苏建国初步交待，他们近年来利用职务之便分别收受的几十万元财物中相当一部分是一批“欢场朋友”的“友谊奉送”。取人财色，当然要回报利益，而梁峻和苏建国所能用来交易的只有权力。

　　浙江纪检监察部门的办案人员认为,干部嫖娼，老板埋单，权色交易之后，必然伴随着权钱交易。领导干部因色乱政，慷的是国家和社会之慨，损害的是群众的利益，破坏的是党的形象和社会风气。苏建国和梁峻从省管干部堕落为犯罪分子的轨迹告诉我们，领导干部个人生活作风事关大局。党的组织、纪检监察部门选拔使用干部时，应当把个人生活作风作为衡量干部“德才兼备”的重要内容之一来考察，把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干部选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完)